《巨流河》 节选-张伯苓

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，车行大约二十公里，过了小龙坎不久，在一片黄土坝子上，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，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——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。在这里六年，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，心智开展，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。
日本人占领东北后，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，积极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，数年间，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透过游行呼喊自强，号召爱国抗日。校长张伯苓先生（一八七六——一九五一年）深知局势危急，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，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，由沙坪坝乡绅捐地。各界捐款盖校舍，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。卢沟桥开战后，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，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。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后，国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。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。教育了数万青年，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。
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，他就是校歌里“巍巍我南开精神”的化身。在我成长的六年中，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。他长得很高，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，体型又大又壮，不胖，肩膀很宽，长年穿着长袍，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。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，日机轰炸多么猛烈，在张校长的带领下，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。
抗日战争之初，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，炸毁南开。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，南开为国牺牲，有中国就有南开。”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、清华合为西南联大，在昆明设校，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。
抗日胜利后，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，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。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，哥大CroWn Press出版，中译为《另有表现的中国》，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，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，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。
自一九〇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，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***到处演讲，鼓励“中国不亡，有我！”的志气，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，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！那五十年间，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。外侮与内煎并存。抗日胜利，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，老病缠身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。七十五岁那年去世，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。
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。在沙坪坝那八年，他住在校内宿舍，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，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、摸一摸头，问衣服够不够，吃得饱不饱？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，在他想，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，必须好好照顾。他那时不知道，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，他说的话，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，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，永恒不灭。